随着中办、国办《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出台，中国城市发展正式告别 “增量扩张” 的野蛮生长时代，进入 “存量提质增效” 与 “协同竞争” 的新阶段。城镇化从 “快速增长” 转向 “稳定发展” 的 “两个转向”，不仅改写了城市竞争的底层逻辑，更推动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功能定位为核心、以城市更新为抓手的全新竞争格局。这场新竞赛中，“单打独斗” 的强省会模式逐渐式微，“抱团发展” 的城市群协同与 “精准定位” 的能级提升，成为决定城市未来的关键。
一、竞争逻辑之变：从 “单点突围” 到 “抱团制胜”
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竞争的关键词是 “强省会”“中心城市”—— 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通过合并周边区县、集聚全省资源实现 “单点突破”。而新一轮竞争中，“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 成为主流，城市的竞争力不再取决于自身规模，而在于其在区域协同网络中的节点价值。
（一）城市群分层：五大 “第一梯队” 引领全局
国家明确将城市群划分为 “优化提升”“发展壮大”“培育发展” 三个层级，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成为 “第一梯队”，承担着不同的战略使命：
世界级标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定位 “世界级城市群”，目标是与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全球顶级城市群竞争，核心是提升全球高端要素配置能力；
国家增长极：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着眼 “全国影响力”，旨在打造西部、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引擎，弥补区域发展不平衡。
这五大城市群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协同机制：长三角的 “一小时通勤圈”、粤港澳大湾区的 “跨境政务通办”、成渝的 “双核联动”，都在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相比之下，其他 14 个国家级城市群仍处于 “培育期”，更多依赖中心城市的辐射，尚未形成真正的协同效应。
（二）都市圈分级：从 “标杆型” 到 “成长型” 的梯队竞赛
在城市群框架下，都市圈成为 “抱团竞争” 的基本单元。目前全国已批复 17 个国家级都市圈，根据《国家都市圈发展报告 2025》，呈现明显的分级特征：
标杆型：仅深圳都市圈入选，其 “深莞惠一体化” 程度最高，产业协同、交通互联、公共服务共享已形成成熟模式；
领先型：广州、南京、杭州都市圈紧随其后，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通勤率超过 30%，具备较强的辐射带动能力；
发展型与成长型：青岛、成都、武汉、西安等都市圈处于培育阶段，福州、长沙等 7 个都市圈则仍在 “成长初期”，同城化水平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强都市圈” 正在取代 “强省会” 成为政策焦点。以西安为例，过去侧重 “省会扩容”，如今转向 “西安都市圈” 建设，通过地铁通咸阳、医保跨市结算等举措，将周边 6 市纳入协同发展体系。这种转变意味着：城市的 “势力范围” 不再靠行政区划扩张，而是靠产业链、交通网、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
二、城市能级之变：从 “规模论英雄” 到 “功能定成败”
新一轮城市竞争中，“人口多少”“GDP 大小” 不再是核心指标，取而代之的是 “功能定位精准度”“高端要素配置能力”。2035 年城市总体规划的集中获批，为各城市划定了清晰的 “角色分工”，形成了全新的城市能级体系。
（一）中心城市重构：“国家中心” 淡化，“区域枢纽” 凸显
传统的 “九大国家中心城市” 概念逐渐模糊，2035 总规重新界定了中心城市体系：
顶级枢纽：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被明确为 “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承担全国性综合服务功能；
区域核心：杭州、南京定位 “东部地区中心城市”，武汉、郑州为 “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成都、西安为 “西部地区中心城市”，沈阳、长春为 “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各自辐射特定区域。
这种定位更强调 “差异化分工”：广州突出 “综合性门户城市” 功能，是国内仅有的三个 “门户城市”（北上广）之一，聚焦国际商贸与交通枢纽；深圳虽未入选 “中心城市”，却凭借 “全国性经济中心”“国家创新型城市” 的定位，凸显科创与产业优势；杭州则以 “全国数字经济创新中心” 的独特标签，在数字经济领域占据领跑地位。
（二）科创能级分层：“双中心” 城市引领国际竞争
科创能力成为衡量城市能级的核心指标，2035 总规构建了 “金字塔式” 科创体系：
金字塔尖：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集齐 “国家科学中心” 与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 “科创双中心” 城市，目标是配置全球高端科技资源，参与国际科技竞争；
区域科创枢纽：武汉、西安、合肥等城市定位 “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承担区域内成果转化与产业赋能功能；
特色科创节点：苏州以 “高技术产业基地”、青岛以 “海洋科技中心” 为定位，聚焦细分领域的科创突破。
以深圳为例，其虽无 “国家中心城市” 头衔，却凭借鹏城实验室、深圳湾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以及华为、腾讯等企业的研发实力，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跻身全球前列。这种 “以科创定能级” 的逻辑，正在改写传统的城市排名。
三、发展模式之变：从 “大拆大建” 到 “存量提质”
过去城市发展依赖 “土地财政 + 增量扩张”，如今则转向 “城市更新 + 存量优化”。《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 “控制超大城市规模”“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标志着 “铺摊子” 式发展彻底退场，“精雕细琢” 成为主流。
（一）城市扩容暂停：从 “外延扩张” 到 “内涵提升”
前些年盛行的 “撤县设区”“地市合并” 已基本搁浅：2023 年以来，全国仅少数县市获批 “撤县设区”，成都合并简阳、济南合并莱芜等 “大合并” 案例再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 “疏解非核心功能” 与 “强镇扩权”：
疏解功能：北京、上海率先推进非核心功能疏解，北京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迁出中心城区，上海则疏解部分高校、医院至郊区；
扩权赋能：经济强县、特大镇获得更多管理权限，如江苏昆山、浙江义乌获批 “省直管县”，广东虎门、长安等强镇获得县级经济管理权限，激发基层发展活力。
这种转变的核心是：超大城市不再追求 “规模扩张”，而是通过 “瘦身健体” 提升核心功能；中小城市则通过 “扩权” 增强内生动力，避免盲目模仿大城市的发展路径。
（二）城市更新主导：从 “开发商主导” 到 “居民自主”
房地产 “黄金时代” 的 “大拆大建” 模式已退出历史舞台，城市更新成为存量时代的核心抓手。与以往不同，新一轮城市更新强调 “以人为本”，呈现两大新特征：
自主更新为主：政策鼓励 “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由业主自主协商、筹资改造，取代过去 “开发商主导、政府背书” 的模式。以上海为例，部分老旧小区通过居民众筹，实现 “原拆原建”，容积率不变但户型优化、配套升级；
精准改造优先：重点推进城中村、危旧房改造，避免 “一刀切”。广州、深圳等地的城中村改造不再追求 “全部拆除重建”，而是保留部分产业载体与文化记忆，打造 “产居融合” 的新型社区。
城市更新的逻辑转变，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将从 “增量开发” 转向 “存量运营”，而城市的竞争力将体现在 “人居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 等软实力上。
四、未来展望：城市竞争的三大新赛道
新一轮城市竞争中，以下三大赛道将决定城市的未来排名：
协同治理能力：城市群、都市圈的协同效率成为关键，能否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源共享，将区分 “强集群” 与 “弱集群”；
要素配置能力：能否吸引并留住高端人才、科创资源、金融资本，将决定城市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
精细运营能力：城市更新的质量、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水平、智慧城市的建设程度，将直接影响居民幸福感与企业归属感。
五、结语：没有 “全能冠军”，只有 “特色赢家”
新一轮城市竞争不再是 “千城一面” 的规模竞赛，而是 “各展所长” 的特色比拼。京津冀的协同、长三角的开放、大湾区的创新、成渝的融合，都在证明：只有找准自身定位、融入区域协同网络、深耕核心功能，才能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对城市而言，与其盲目追求 “升格”“扩容”，不如聚焦 “做精核心功能、做优协同网络、做好民生服务”；对企业与人才而言，选择城市的标准也将从 “规模大小” 转向 “是否匹配自身发展需求”。这场新竞赛中，没有 “全能冠军”，只有找准赛道的 “特色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