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同为轴心国、侵略者和战败国，但在对待战争罪责的反省和历史清算方面，德国被认为更为积极。不过，即便在德国，对于纳粹统治和德国人有罪/无罪的认识也存在长期分歧，历史清算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日本学者对马达雄的《希特勒的逃兵：背叛还是抵抗，德意志最后的禁忌》一书，从一个小切入口揭示了这一复杂过程。

不被承认的纳粹抵抗者：鲍曼的遭遇

德军逃兵问题严重

路德维希·鲍曼于1941年应征入伍，后与同乡库尔特·奥尔登堡决定逃跑。纳粹德国存在严重的逃兵问题，从1939年9月开战到1945年5月停战，德国国防军中有30万逃兵，其中13万人被逮捕，3万5千人被判死刑，2万2千至2万4千人被处刑，超过10万人被送进惩戒集中营和军事监狱，最终活下来4千人。而美军逃兵为2万1千人，被判死刑者为62人，实际处决仅1人。德军逃兵问题产生的原因包括战争末期士气崩溃、苏德战场惨烈、士兵为逃避犯罪惩罚以及看清纳粹罪行而反抗等。

逃兵的不公待遇

鲍曼和库尔特逃跑失败被判处死刑，后经减刑被编入惩戒部队，库尔特战死，鲍曼受伤回国。但像鲍曼这样主动脱离纳粹的逃兵战后却陷入被污名化、长期遭到不公对待的境遇。他们被视作懦夫、叛徒和罪犯，领不到政府补偿金和养老金，被国家和社会抛弃，生活陷入困境，自暴自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逐渐被重新评价为“反纳粹英雄”，但鲍曼等逃兵的平反之路艰难，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相关观点才被绿党议员继承，但仍遭到强烈反对。

被遮蔽和重塑的历史真相：阻碍平反的因素

纳粹批判的滑坡

二战结束后，德国实施的铲除纳粹主义、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并不彻底。在纽伦堡审判裁决纳粹主要战犯后，德国人中间形成不能再继续惩罚德国将领、士兵和军队职员的意识和氛围，阿登纳等保守主义政治家煽动下，德国人的受害者意识日渐浓厚，所有罪责都被归结到希特勒及其党羽身上。新政权的权力真空期，阿登纳大量启用原纳粹高官和党员，原纳粹官员纷纷重返机关的专业职位，主导着战后政局和司法界。

纳粹军事司法真相被掩盖

重返司法界的原纳粹军事司法官们致力于打消社会大众对纳粹军事司法的负面印象，维护纳粹军事司法的正当性。他们成立互助组织，帮助战时同事复职，谎称纳粹时期的国家军事法庭坚持独立裁决并公开执行军法。埃里克·施温格编撰的《纳粹时代的德国军事司法》充斥着谎言。战时一代的原纳粹官员控制着战后联邦德国的司法界，垄断了关于纳粹军事司法的知识，试图改造民众对纳粹军事司法的历史记忆，逃兵等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的名誉问题成为德国“最后的禁忌”，任何关于重新评价国防军逃兵的讨论都被压制。

“知识抗争”的胜利和可能：鲍曼的复权之路

复权运动的推动

二战结束近40年后，年过半百的鲍曼从惨淡人生中振作起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参与和平运动，1990年牵头成立“全国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协会”，致力于为逃兵和其他纳粹军事司法受害者复权。这条复权之路艰难而曲折，持续了近20年，最终取得胜利。

“知识抗争”的重要性

对马在书中肯定了世代交替、东西德统一、新兴政党等政治因素及大众层面价值观的转变对复权运动的推动，但更强调“知识抗争”的重要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揭露纳粹军事司法和国防军真相的学术研究著作相继问世，如约尔格·卡姆勒、曼弗雷德·麦瑟史密特等学者的著作。学术研究揭示的真相是鲍曼的活动得以真正深入人心、产生实质性效果的前提。

多方努力促成复权

鲍曼与学者合作，麦瑟史密特鼓励并组织专家团体协助鲍曼的运动。鲍曼还在议院外积极寻求改变局势的办法，接受媒体采访、向青年讲述过去、获得德国福音教会的理解和支持等。随着越来越多知名媒体报道，支持复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日本学者的自省与“知识抗争”

对马在书中虽有意避免谈及日本，但字里行间无不是对日本的映照、比对和自省。他提及日本军事法庭的残酷和不公，以逃兵罪被处刑的士兵罪名战后未被撤销，遗属背负骂名，这段历史是日本社会的“禁忌”。冷战结束后，日本政治趋于保守，市民团体和知识精英难阻日本政府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滑坡，2015年“安倍谈话”后，对战争责任的回避和遗忘渐成主流，此类揭露战争真相的研究著作愈发稀缺。对马的记录和写作可看作是日本语境中的“知识抗争”，虽稍显无力，但或许是将战争记忆和历史真相传承下去的为数不多的一种可能。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法西斯种下的恶和法西斯主义本身并未随之消亡。历史清算过程漫长且艰难，但不能停止探明真相的脚步，更不能失去直面真相的良心和勇气，需要像鲍曼这样的普通人的努力和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