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热搜不消停，这事儿一出，立马让人想起一部俄罗斯出品的神剧。

开篇字幕直接把心提到嗓子眼——1988年，前苏联卡尔梅克的一家儿童医院爆发了艾滋病。大家挠破脑袋都想不明白，病源从何而来。通过不断调查和追踪，先后得知真相的记者、特工、病毒专家统统隐瞒了事实。到底是谁在搞鬼，隐瞒背后又藏着什么秘密？

该剧采取双线叙述。第一条线围绕卡尔梅克小镇的一家儿童医院，男医生基尔桑初来乍到，幽默风趣，给患病儿童带来不少欢乐。这天夜晚他接到一个急症，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病情恶化，高烧不退还咳血。基尔桑当机立断决定手术，护士长提醒有风险要担责，但他没管这么多——救人要紧。令人意外的是，孩子死在了手术台上，基尔桑陷入深深自责。他想不明白，自己每一步操作都没错，为什么结局是这样。

基尔桑翻查医院以往病例，发现近一个月相似症状感染人数增多，怀疑内部已开始传染。院长却说"你想太多了，怎么会有感染，有问题早就检验出来了"。基尔桑最大的忧虑是，孩子身上的症状很像HIV病毒。但在1988年的苏联，全国上下普遍认为艾滋病是西方生活的产物，只有流浪汉、瘾君子、妓女、同性恋才会有感染风险。苏联人的生活方式不会沾染这些"资本主义恶习"，加上有些行为明令禁止，大家根本不信本土会出现艾滋病病例。

出于对病人负责，基尔桑瞒着院长偷偷把几个孩子的血液样本送去化验。果然不出所料，血液样本呈阳性，检测中心要求他通知孩子父母尽快做检测、追查病毒来源。对于他的越级行为，院长很是恼火，即使面对铁证仍不愿相信。艾滋病通过血液和性行为传播，小孩子怎么可能有性行为？为了不引起恐慌，卫生局勒令院长封锁消息，把患病小孩单独隔离。

另一条故事线中，季玛是中央流行病学科的研究员，得知儿童医院情况后努力追查"零号病人"、找出传染链，但过程相当困难。譬如大家对艾滋病认知极低、本能抗拒，根本不正视问题。当他告诉患者可能染上艾滋病时，对方怒不可遏，只觉得被侮辱，甚至扬言投诉报警。

经过一番追查，季玛查到一个退伍老兵，症状像艾滋病却被诊断为卡波西式肉瘤。老兵坦言自己在军队里和几个新兵发生过性关系。季玛跑去军队找人，军官大声喊"我们这里有男同、基佬、变态吗？"手下士兵面面相觑——谁会承认干过这种事。季玛想看士兵档案遭军官拒绝，对方扔下一句话："真出事，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由于大家都不积极配合，病毒传播像滚雪球，没过几天患者人数已达100多例，还在持续上涨。季玛的记者朋友想趁机报道此事引起关注，但报刊总编认为他在有意误导、散播谣言。大家对这病的刻板印象太深，越是误解越是耽误治疗。

这跟90年代前苏联的社会风气和民情有关。虽然年轻人能接受新鲜性解放思想，但几乎"谈性色变"，从未进行过安全性行为教育。可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却播放着没有家长指引的色情片，灌输着不正确的性教育。当局根本没意识到，他们已经成了谋杀公民的帮凶。

加上当时医疗设备条件极差，连消毒一次性注射器都是用开水蒸煮。一旦有病毒的血液进入血库，感染的人会越来越多，后果不堪设想。有人会说赶紧做检测，但当时苏联人口2.5亿，检测中心只有5个，人手少得可怜。检测费用要30美元，普通人月收入才10美元，连生活都成问题。季玛想通过做卫生局高管的父亲帮他搞药，根本杯水车薪。用于治疗艾滋病的都是进口药，当局根本没钱。

季玛想将真相公之于众，父亲却怒斥他是白痴、是挑衅；基尔桑想把医院的事告知家长，却遭院长威胁"你要是敢说出去，我就把你开除了"。

然而最糟糕的不是这些，是人们在面对病毒蔓延时的冷漠态度。文章开头提及的死去婴儿，仅其父母被安排做检测就不断被歧视：母亲坐公交车，乘客有意避让，售票员拒绝收她摸过的钱；父亲在厂里上班，同事不愿和他同台吃饭，还时不时冷嘲热讽。终于父亲忍无可忍，拿着一把枪冲进了儿童医院，医院里传来一阵清脆的枪响。

在病情肆虐之下，整部剧展现了人类众生相：有人报复社会，有人接受不了现实，有人奋勇前进。基尔桑和季玛被轮番打压，至于是否成功，这里先卖个关子。

该剧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最后一集结尾，已一把年纪的基尔桑接受采访，记者提到卡尔梅克爆发艾滋病是工作人员操作不当，与免疫球蛋白无关。基尔桑打断了记者，他觉得整个事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站出来去承担责任，哪怕是在事后。

更让人无语的是，苏联对此次事件进行了长达十二年的调查，结果指出关于75名儿童和4名成人在儿童医院感染艾滋病一事，由于时效期于2001年满，于是停止调查，未公布肇事者名字。其实对错与否，已经无法评判了。社会很单纯，或许复杂的，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