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即便中印外交层面出现缓和信号，双边依旧极易滑入误解与猜忌。本文提出核心症结来自双向的认知错位：两国都习惯于用本民族沉淀的历史记忆，去解读对方当下的现实行为。中国看待印度，很难完全剥离殖民时代留下的“依附西方”的历史滤镜；而印度对中国的判断，则长期被1962年边境冲突的“被背叛”创伤所塑造。与此同时，双边常驻记者互派渠道萎缩，缺少未经第三方过滤的直接现实体验，历史形成的刻板偏见便很难得到修正。化解隔阂不是依靠言辞对抗，关键在于读懂对方的认知语境；恢复长期面对面接触、重建直接信息渠道，才是消融偏见的现实路径。本文仅供批判参考。
图源：环球时报
2026年春天，一批印度资深记者代表团到访北京，参加一场由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闭门座谈会，和中方智库、学界专家展开对话。这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首个来华的印度高级记者代表团。在此之前双边关系持续走低，双方几乎驱逐了彼此的常驻媒体记者。这场来之不易的交流，让外界看到双边缓和的希望，也暴露出横亘在两个亚洲大国之间深层的认知鸿沟。
中印之间首先存在一种战略关注度的不对称。在中国的全球战略坐标系当中，美国是居于首位的博弈对象，印度更多被视作一个重要的地区性拥核邻国，承认现实摩擦，但并不把它当作战略上的对等博弈者。可反过来，中国几乎贯穿印度全部战略思考：不管是军购规划、边境基建、对巴政策，印度做几乎每一项重大决策，都要把中国因素纳入考量。
这种不对称同样体现在经济实力上。1990年，中印两国人均收入大体处在同一水平线；到2025年，中国GDP达到19.4万亿美元，约为印度4.1万亿美元的五倍。座谈会上，一位中方与会学者提出，印度应当正视自身的相对弱势，思考如何借中国经济的动能为本国发展服务。这番务实判断，传到印度代表团耳中，感受到的却是居高临下的说教，现场不少人神色紧绷。
这次微妙的现场冲突提示：阻碍中印关系的最大矛盾，不完全是边界争端，也不完全是经济实力差距，而是认知层面的系统性错位。双方都拿碎片化的集体历史记忆去解读对方，并且把这种来自过去的视角，当成理解现实的全部依据。
一、“阿三”背后：殖民时代沉淀下来的历史滤镜
我2002‑2009年曾以驻外记者身份常驻北京。那时候中国民间对印度整体观感是比较友好的：老一辈中国人对《流浪者》这类印度老电影留有温情记忆；佛教发源于印度，也让不少国人对这片土地抱有敬意；同时中印同为新兴经济体，市场还会欣赏印度在软件外包领域的优势。
但时代发生了变化。今天中国年轻群体对印度的观感已经明显位移。一部分视角将印度看作发展滞后的后进国家；另一部分负面叙事里，印度被贴上妄自尊大、不自量力的标签。网络上大量围绕印度“2047愿景”的讨论，更多是质疑与嘲讽，不少网民拿过去五年经济目标没有兑现，去否定它建设发达国家的长期设想。而贬义称谓“阿三”的流传，则是这套历史记忆最直观的外化。
这个词的源头根植于近代殖民历史。近代上海租界内，英国当局大量从旁遮普招募锡克人担任巡捕，作为殖民秩序的次级执行者。在当时租界的等级想象里，英国人一等、华人二等，锡克巡捕位列第三，再加上标志性红色头巾，于是有了“红头阿三”的说法。慢慢这个称呼泛化为对印度人的指代，暗含“充当西方附庸”的历史印象。
除此之外，近代鸦片贸易的历史，进一步加深了这层记忆。帕西、马尔瓦里印度商人，曾是鸦片流入中国的重要中间商。1831年广州外商聚居地，帕西商人数量甚至超过英国商人。部分印度商业家族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来自鸦片投机，其中一部分资金后来还被用于印度本土独立运动。当然，这些商人本身也身处殖民者搭建的贸易体系之下，存在身不由己的时代局限。
岁月冲淡了事件细节，但集体记忆的残留并未消失。这套历史滤镜延续到当代外交解读之中。当印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深化和美国的安全合作，很多国内舆论会习惯性将其解读为殖民附庸角色的重演。2008年小布什政府推动核供应国集团给予印度特殊豁免，即便印度并未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依然可以开展民用核贸易。在中国的视角下，这不是对印度战略地位的认可，而是美国对“宠儿”的特殊优待。
也就是说，很多在印度看来属于维护自身主权、追求战略自主的外交选择，透过中国殖民史的记忆透镜，很容易被解读为再度依附西方、对抗中国。认知的错位从来不是单向的，印度同样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棱镜。
二、1962：刻入印度集体心理的“被背叛”创伤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地秦尼巴伊巴伊（中印人民是兄弟）”并非空洞口号。尼赫鲁时代，两国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两个刚刚摆脱殖民枷锁的文明古国，期待携手走出超越冷战阵营对抗的发展道路。
1962年边境冲突彻底打碎这份想象。中方将冲突定性为自卫反击，诱因包含印军持续向前推进设立哨所，以及对西藏方向安全风险的警惕。但印度国内主流叙事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版本：在印度教科书与大众认知当中，往往隐去冲突爆发前印军向前部署哨所这一背景，叙事主线定格为：尼赫鲁相信和平共处，却遭到来自中国的“背刺”。这场战败成为印度集体心理一道深刻创伤。
这份创伤持续投射到现实外交判断之中。2025年印巴空中对峙，巴基斯坦使用中国产歼‑10C战机。在客观层面，这属于正常盟友军援合作，但在印度舆论场，事件被解读为中国抓住印度脆弱窗口期实施战略施压。由此固化出一种心理预设：谈判对话只是幌子，中国会抓住时机施加战术压力，并不值得信任。
与此同时，印度社会还存在一套文明叙事：佛教源自印度，深刻塑造中国文化，《西游记》的西天取经，原型就指向古印度，印度认为中国欠有一份“文明之债”。
于是就形成双向镜像式误读：中国看印度，看到殖民时代留下的“西方附庸”；印度看中国，看到1962年留下的“背信者”。北京座谈会那场分歧，本质并不在于观点本身，而在于两套完全不一样的底层认知语境发生碰撞，双方各说各话。单纯提高嗓门辩论，无法消解植根历史的误解。
三、断裂的直接沟通：驻外记者缺位，第三方叙事大行其道
历史记忆造成的偏见并非不可修正，但它需要现实的直接经验来对冲。而中印之间，恰恰是直接信息渠道出现了巨大萎缩。2016‑2023年双方轮番驱逐对方常驻记者，双边本土常驻媒体力量近乎归零。到2024年缓和之初，全中国仅有一名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常驻，印度境内没有一名中国常驻记者，后续才逐步恢复零星派驻。
两个合计占全球三分之一人口、四千公里陆地接壤的拥核大国，两国民众认识彼此的主要信息来源，大量来自西方通讯社等第三方转述材料。
我早年还没有常驻北京的时候，所有关于中国的信息，几乎都来自西方媒体转载，中国对我而言是完全陌生的异域。真正定居北京之后，穿梭胡同市井，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小贩沿街吆喝，邻里互相过问家事，长途火车上陌生人分享食物。很多生活细节，让我感受到跨文化层面的熟悉。同样一座北京三环晚高峰车流，西方记者读出混乱，而来自南亚的我读出基础设施的秩序。同一个现实，经由不同文化底色的眼睛，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结论。
驻外记者的价值，就在于扎根当地社会，跳出战略家和将军的宣传叙事，从普通人的真实日常去感知一个国家。当双边常驻记者撤出，填补信息真空的，是网络空间碎片化传言、自媒体“民间专家”，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更容易发酵放大。
当然，恢复记者互派不等于一键消除几十年积累的猜忌。两国国内都存在容易被调动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多矛盾根植现实利益。但长期面对面、未经第三方过滤的实地观察，是消解刻板印象的必要起点。智库闭门座谈可以开启对话，真正改变认知，依靠的是经年累月的日常接触。
结语
中印之间，现实的利益分歧客观存在，但大量摩擦来源于两套集体历史记忆带来的认知错位。我们习惯拿自己民族的过往，去预判对方的动机，却忽略对方活在另一套历史叙事当中。
外交层面的缓和只是起点。真正的互信，不仅需要高层谈判，更要重建民间直接信息通道，让鲜活的现实经验，一点点稀释历史沉淀下的固有偏见。
作者简介：帕拉维·艾亚尔（Pallavi Aiyar），印度资深记者、作家，曾任《印度教徒报》驻华分社社长；2007年Prem Bhatia政治报道奖得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现任西班牙IE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兼职教授。本文编译自Noema Magazine，仅供批判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