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算法推荐、信息茧房与AI生成内容泛滥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隔断”正从物理距离演变为精神壁垒——我们共享同一片天空，却活在各自的“信息孤岛”；我们说着同一种语言，却难以真正理解彼此的情绪与体验。而素人写作的兴起，恰似一把“精神破壁锤”，用最朴素的语言，凿穿“我”与“你”之间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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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隔断的墙：现代社会的心灵困境

罗丹妮在评论中提到的“墙”，是多维度的：

• 经验之墙：不同阶层、职业、年龄的人，因生活轨迹的差异，难以共情彼此的日常。比如，白领无法理解外卖员的“暴雨单”焦虑，父母读不懂孩子在社交媒体上的“火星文”；
• 情感之墙：即使身处同一空间，个体的情绪也可能成为“孤岛”。梁鸿在《要有光》中揭示的“母子隔阂”，正是这种“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情感疏离；
• 语言之墙：AI生成的标准化表达、社交媒体的“话术模板”，让语言逐渐丧失“活的生命力”。当文字沦为工具，而非心灵的投射，沟通便成了“鸡同鸭讲”。

这些“墙”的存在，让现代社会陷入“越连接越孤独”的悖论——我们拥有更便捷的沟通工具，却更难抵达彼此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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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素人写作：用“真实”击穿隔断

素人作家的写作，恰恰是对这种“隔断”的反抗。他们没有专业训练的“技巧滤镜”，却拥有最珍贵的“真实”：

1. 经验的“在场性”：从“我”出发的真实

素人作家的文字，是“用脚丈量、用手触摸、用心感知”的生活实录。陈年喜的矿工诗歌，记录的是矿井下的黑暗与星光；范雨素的育儿日记，写的是城中村的烟火与挣扎；胡安焉的快递员手记，呈现的是配送路上的风雨与人间。这些文字没有“宏大叙事”，却有“具体的痛”——读者能从“矿灯照亮的煤渣”里，看见劳动者的尊严；从“孩子的校服补丁”里，触摸到底层家庭的韧性。

这种“在场性”，让素人写作具备了“穿透力”：它不试图“教育”或“说服”，而是用真实的细节，让读者自己“代入”。正如罗丹妮所说：“他们的语言是活的、是真的，是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来的，是从他们自己的心里长出来的。”

2. 情感的“共通性”：从“个体”到“我们”的联结

素人写作的“小”，恰恰成就了它的“大”。张赛在《在工厂梦不到工厂》中写流水线工人的“机械重复”，李文丽在《我是范雨素的邻居》中写家政阿姨的“城市漂泊”，这些个体的故事，最终指向的是“所有普通人的生存困境”。读者从这些“具体的我”中，看到了“抽象的我们”——原来，那些被忽视的、被遗忘的、被标签化的群体，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原来，我们的孤独、焦虑、渴望，是如此相似。

这种“共通性”，正是拆墙的关键。当素人作家写下“我在工厂拧螺丝时，手指磨出的水泡像星星”，读者会想起自己在加班中磨破的键盘；当范雨素写“孩子在出租屋写作业，台灯的光比月亮亮”，父母会想起自己陪读的夜晚。文字的力量，在于让“我”的故事，成为“我们”的镜子。

3. 语言的“生命力”：对抗AI的“活的表达”

在AI生成内容泛滥的今天，素人写作的语言显得尤为珍贵。AI可以模仿鲁迅的犀利、汪曾祺的淡然，却无法复制“矿工诗人陈年喜”在井下写下的“炸药的轰鸣，是大地最原始的歌唱”——因为这种语言里，有汗水、有呼吸、有心跳。

素人作家的语言，是“未经过滤的生活”。它可能有语法错误，可能有方言俚语，却带着“人味”。这种“不完美”的真实，恰恰击中了读者的“情感开关”——我们厌倦了AI的“正确”，却会被一个农民工的“笨拙诗句”打动，因为那是“活人”在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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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拆墙之后：写作的终极使命

素人写作的意义，不仅是“记录”，更是“连接”。它提醒我们：文学的本质，不是“技巧的炫耀”，而是“人心的沟通”；作家的使命，不是“站在高处俯视”，而是“蹲下来倾听”。

正如罗丹妮所言：“每一位写作者，不管是素人还是专业作家，面对的挑战都是同一个——能否以文字拆毁‘我’与‘你’之间隔断的墙，写出更多人愿意拿起来读、又读得下去的作品。”

在这个“墙越来越多”的时代，素人作家用最朴素的方式，给出了答案：

• 对写作者：忠于自己的生活，忠于自己的语言，让文字成为“心的投影”；
• 对读者：放下偏见，用共情代替评判，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
• 对社会：重视“小叙事”的价值，因为每一个“我”的故事，都是时代最真实的注脚。

拆墙者的文字，或许不够“高级”，却足够“真诚”。而这，正是文学最原始、最强大的力量——它让我们相信，无论隔了多少墙，总有一些文字，能让我们彼此看见，彼此温暖。